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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89年,长安未央宫,一位70岁的老人拄着拐杖,望着窗外的萧瑟秋风,长叹一声。他就是汉武帝刘彻,执掌大汉江山54年,一手把汉朝推向巅峰,也一手把汉朝拖到崩溃的边缘。
此时的大汉,早已不是文景之治时期“家给人足、太仓之粟陈陈相因”的盛世模样——国库空虚,流民遍野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边境战乱不断,朝堂之上人心惶惶。要是翻开史书,你会发现,此时汉朝的困境,和几十年前秦朝灭亡前的景象,几乎一模一样。
秦始皇修长城、建阿房宫、征百越、伐匈奴,耗空国力,逼得百姓走投无路,最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,大秦二世而亡;而汉武帝呢?比秦始皇还要能“折腾”——征匈奴、通西域、开疆拓土,大兴土木、迷信神仙、横征暴敛,把文景二帝攒下的家底挥霍一空,逼得百姓流离失所,盗贼蜂起。
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说得直白:武帝穷奢极欲,刑罚严酷,对内大兴宫室,对外征讨四夷,耗费巨大;又迷惑于神怪之说,巡游无度,横征暴敛,致使百姓困穷,沦为盗贼者甚众,与秦始皇的本质相差无几。
可奇怪的是,秦朝只撑了15年就灭亡了,而汉武帝折腾了54年,汉朝不仅没亡,反而在他之后迎来了“昭宣中兴”,继续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。
展开剩余91%同样是“折腾”,同样是民怨沸腾,同样是国力透支,为什么汉武帝有“亡秦之失”,却没有“亡秦之祸”?今天,我们就用通俗的大白话,结合真实史料,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,看看这位“千古一帝”,到底凭什么躲过了秦亡的命运。
要搞明白这个问题,我们先得知道,汉武帝的“折腾”,到底到了什么程度。说句实在的,秦始皇的那些“骚操作”,汉武帝几乎全学了,还加了不少新花样,折腾的力度,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第一,对外征战不停,耗空国力民力。这是汉武帝最核心的“折腾”,也是最耗钱、最耗人的事。
秦始皇时期,北击匈奴、南征百越,已经让百姓不堪重负;而汉武帝在位期间,几乎年年打仗,打了近40年,范围比秦始皇还广——北边打匈奴,西边通西域、打大宛,南边征南越、平西南夷,东边伐朝鲜,几乎把周边的政权都打了个遍。
其中,和匈奴的战争,更是打了一辈子。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开始,汉武帝派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,多次北伐匈奴,虽然收复了河套地区、打通了河西走廊,把匈奴赶到了漠北,立下了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的赫赫威名,但代价也是毁灭性的。
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,每次出征匈奴,都要动用几十万大军,几万匹马,粮草、军械的消耗更是天文数字。仅霍去病出征漠北一次,就耗掉了国库的一半积蓄;常年的战争,让汉朝的人口锐减,从汉武帝初年的5900多万人,降到了末年的2500多万人,几乎少了一半——要么战死沙场,要么死于战乱、饥荒,要么流离失所。
更要命的是,汉武帝晚年,对匈奴的战争屡遭败绩,他派李陵、李广利北伐匈奴,结果全军覆没,李广利甚至投降了匈奴。常年的战败,不仅耗空了国力,更让百姓的负担雪上加霜。
第二,对内横征暴敛,百姓苦不堪言。打仗烧钱,国库空了怎么办?汉武帝的办法很简单——向百姓伸手,而且是往死里伸,巧立名目,无所不用其极。
公元前119年,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,与此同时,山东发生严重水灾,七十几万灾民饥寒交迫,流离失所。可汉武帝不仅不赈灾,反而采纳桑弘羊、张汤的建议,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算缗”。
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,“算缗令”规定:商人财产每2000钱,就要缴纳120钱(也就是一算)的财产税;普通小手工业者,每4000钱缴纳120钱。这在当时,相当于商人要缴纳6%的财产税,手工业者缴纳3%,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负担。
可即便如此,富豪们也不愿主动申报,纷纷隐匿财产。汉武帝见状,又颁布了“告缗令”,鼓励百姓举报隐匿财产的富豪,举报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。这一下,全国上下掀起了“告缗”的热潮,中产以上的家庭,几乎都被举报,要么倾家荡产,要么被抓入狱。
当时,右内史义纵不愿落实“告缗令”,认为举报者都是乱民,应该搜捕,汉武帝大怒,直接把他处死;大农令颜异只是对“告缗令”不以为然,没敢明着反对,结果被汉武帝扣上“腹诽”(心里不满,嘴上不说)的罪名,也被处死。
除了“算缗”“告缗”,汉武帝还推行“盐铁官营”“均输平准”政策,把盐、铁这些暴利行业全部收归国有,由朝廷垄断经营;同时,改革币制,发行“五铢钱”,禁止民间铸币,把铸币权牢牢抓在手里。这些政策,看似增加了朝廷的收入,实则让物价飞涨,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——官营的盐铁质量差、价格高,百姓买不起,却又不得不买。
第三,大兴土木、迷信神仙,挥霍无度。汉武帝一生,极度奢侈,不仅修建了未央宫、建章宫等大规模宫殿,还多次巡游天下,祭祀神仙,寻求长生不老之药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
据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记载,汉武帝从年轻时就迷信神仙,重用方士,多次派方士入海求仙,花费了上亿的钱财,却始终没有找到长生不老之药。但他并不死心,反而变本加厉,甚至把公主嫁给方士,只为求仙问道。
此外,汉武帝还多次巡游天下,每次巡游,都要征调大量的百姓修路、备办粮草,沿途官员还要争相献宝,铺张浪费到了极点。有一次,他巡游到泰山,举行封禅大典,仅随从就有几十万人,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。
第四,重用酷吏、严刑峻法,朝堂人心惶惶。汉武帝虽然表面上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尊崇儒家思想,但实际上,他对儒家是“尊而不用”,真正倚重的,是那些严厉刻薄的酷吏,用儒术包装法家,实行高压统治。
他命张汤、赵禹共定律令,务求深刻严厉,比如“见知法”规定,要是别人犯法,知情不报者,和犯法的人同罪。在这种严刑峻法之下,酷吏辈出,最有名的就是义纵、王温舒等人,他们曾创下一天杀数百人的纪录,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,株连无辜无数。
汉武帝一朝,丞相的下场都很惨,有几位丞相都是获罪而死,地位稍次的大臣,以及地方大吏被诛杀的,更是不计其数。朝堂之上,官员们人人自危,生怕一不小心就掉了脑袋。
看到这里,你肯定会疑惑:这样的汉武帝,这样的汉朝,为什么没有像秦朝一样灭亡?毕竟,秦朝的“折腾”,也不过如此,可汉武帝的“折腾”,持续时间更长、力度更大,百姓的苦难也更深重。
其实,答案很简单:汉武帝虽然“折腾”,但他比秦始皇多做了3件事,正是这3件事,让汉朝躲过了灭亡的命运,也让他从“亡国之君”的边缘,拉回了“千古一帝”的行列。
汉武帝之所以能“折腾”几十年而不亡国,最基础的一个原因,就是他接手的汉朝,不是一个烂摊子,而是一个“富得流油”的家底——文景之治留下的丰厚积蓄,为他的“折腾”提供了缓冲,让汉朝能扛住他几十年的挥霍。
我们都知道,刘邦建立汉朝后,经历了秦末战乱,天下凋敝,百姓流离失所,国力极度虚弱。所以,刘邦、吕后,以及后来的汉文帝、汉景帝,都推行“休养生息”的政策,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,不折腾、不打仗,专心发展生产。
汉文帝时期,甚至废除了苛捐杂税,把田税降到了“三十税一”,也就是农民只需要缴纳收成的三十分之一作为赋税,这在古代,是极其罕见的。而且,汉文帝本人也非常节俭,穿粗布衣服,不准后宫妃嫔穿华丽的服饰,修建宫殿也尽量简朴,不浪费钱财。
汉景帝即位后,继续推行汉文帝的政策,重视农业生产,安抚百姓,平定了“七国之乱”,巩固了中央集权,让汉朝的国力进一步提升。
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,到了文景之治末期,汉朝的国库已经充盈到了极致:“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;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”意思就是,京城国库⾥的钱堆积如山,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,没法清点;粮仓里的粮食,一年又一年地堆积,都溢到了粮仓外面,有的甚至腐烂变质,不能吃了。
而秦始皇接手的秦国,虽然也经过了商鞅变法,国力有所提升,但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,已经耗掉了大量的国力;统一六国后,秦始皇没有休养生息,反而立刻开始大规模的工程和战争,没有任何缓冲,百姓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,又被拖入了更深的苦难,自然不堪重负,最终奋起反抗。
简单来说,秦始皇是“透支未来”,而汉武帝是“挥霍过去”——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,足够他挥霍几十年,等家底快耗空的时候,他也已经晚年,及时调整了政策,没有让汉朝彻底崩盘。
秦始皇和汉武帝,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:秦始皇刚愎自用,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,独断专行;而汉武帝虽然也独裁、也固执,但他能听劝,也善用人,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妥协,守住了治理的底线。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评价汉武帝时,特意提到了一点: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,接受忠言直谏,厌恶别人蒙蔽他;他努力搜罗贤才,赏罚分明。这一点,正是秦始皇所欠缺的,也是汉武帝能躲过亡秦之祸的关键。
先说说“能听劝”。汉武帝在位期间,虽然也杀过忠臣、贬过贤才,但他也能接受不同的意见,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建议,哪怕是反对他的,他也会采纳。
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他对汲黯的态度。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,性格耿直,敢于直言进谏,经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,反驳汉武帝的意见,甚至批评汉武帝的“折腾”。
有一次,汉武帝想派使者出使匈奴,炫耀汉朝的国力,汲黯直接反对,说:“陛下对内大兴土木、横征暴敛,对外连年打仗、耗空国力,百姓流离失所,盗贼蜂起,现在还想炫耀国力,这不是自欺欺人吗?”
这番话,直接戳中了汉武帝的痛处,汉武帝气得脸色铁青,当场拂袖而去,还私下里骂汲黯:“这个人太耿直了,简直不懂变通。”但即便如此,汉武帝也没有杀汲黯,反而一直重用他,因为他知道,汲黯说的是实话,是为了汉朝好。
还有一次,汉武帝因为迷信神仙,想修建一座大规模的宫殿,祭祀神仙,大臣徐偃上书反对,说:“现在百姓流离失所,饥寒交迫,陛下应该先赈灾、安抚百姓,而不是修建宫殿、迷信神仙,耗费钱财。”汉武帝看了之后,虽然心里不高兴,但最终还是采纳了徐偃的建议,停止了宫殿的修建,派人去赈灾。
而秦始皇呢?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。丞相李斯上书,建议他减轻赋税、与民休息,他不听,反而把李斯打入大牢;方士侯生、卢生批评他“刚愎自用、严刑峻法”,他大怒,直接下令“焚书坑儒”,活埋了几百名方士和儒生;甚至他的儿子扶苏,劝他善待百姓、停止修建长城,他也不听,反而把扶苏贬到了边疆,最终导致扶苏被赵高、李斯害死,秦朝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
再说说“善用人”。汉武帝一生,虽然也重用酷吏、方士,但他也选拔了一大批贤才,这些贤才,在关键时刻,为汉朝撑起了一片天,也为他的“折腾”踩住了刹车。
在军事上,他重用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等名将,这些人虽然出身低微,但才华出众,为汉朝平定边患、开疆拓土,立下了赫赫战功;在政治上,他重用公孙弘、董仲舒等贤才,这些人虽然立场不同,但都能为汉朝的治理出谋划策,缓解社会矛盾;在经济上,他重用桑弘羊,虽然桑弘羊的政策比较严苛,但也确实增加了朝廷的收入,为汉朝的战争和治理提供了财政支撑。
班固在《汉书·公孙弘儿宽传》中评价汉武帝时期的人才:“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”,意思就是,汉朝得到的人才,在汉武帝时期最为繁盛。当时,无论是儒雅之士、笃行之士,还是将率果毅之士、运筹帷幄之士,都不可胜计,正是这些人才,支撑着汉朝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
更难得的是,汉武帝用人,不看出身、不看背景,只要有才华,哪怕是出身低微,他也会重用。比如卫青,出身奴隶,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骑奴,可汉武帝发现他有军事才华后,大胆重用,让他率领大军北伐匈奴,最终成为一代名将;再比如霍去病,年仅17岁,汉武帝发现他的军事天赋后,直接任命他为剽姚校尉,让他随军出征,最终霍去病成为了“封狼居胥”的千古名将。
而秦始皇呢?重用的都是赵高、李斯这样的奸臣、酷吏,这些人只知道迎合秦始皇的心意,搜刮百姓、滥用民力,根本不为国家着想;而真正有才华、有远见的贤才,要么被他杀害,要么被他排挤,最终秦朝的朝堂,只剩下一群阿谀奉承之徒,一旦遇到危机,就束手无策。
如果说,“文景之治”的家底是基础,“能听劝、善用人”是保障,那么,汉武帝晚年的“幡然醒悟”,就是汉朝躲过亡秦之祸的最关键一步——他知道自己错了,敢于承认错误,并且及时调整政策,停止“折腾”,与民休息,为汉朝续命。
汉武帝晚年,汉朝的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:国库空虚,流民遍野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边境战乱不断,朝堂之上人心惶惶,甚至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巫蛊之祸”。
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绣衣使者江充,借追查宫中巫蛊的名义,陷害太子刘据,说太子在宫中埋下巫蛊,诅咒汉武帝。太子刘据百口莫辩,无奈之下,只好发动兵变,诛杀江充。可最终,兵变失败,太子刘据自杀,卫皇后也被汉武帝赐死,牵连致死的官员、百姓,多达上万人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巫蛊之祸”。
“巫蛊之祸”后,汉武帝看着自己亲手害死的儿子、皇后,看着满目疮痍的大汉江山,看着流离失所的百姓,终于幡然醒悟——他知道,自己这些年的“折腾”,已经把汉朝逼到了崩溃的边缘,再这样下去,汉朝一定会重蹈秦朝的覆辙,走向灭亡。
征和四年(公元前89年),汉武帝颁布了一道诏书,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“罪己诏”——《轮台罪己诏》。在诏书中,汉武帝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,痛悔不已:“朕即位以来,做了许多错事,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,现在已经后悔不及。自今日起,所有损害百姓利益,浪费天下钱财的事,全部停止。”
在《轮台罪己诏》中,汉武帝明确下令:停止向西修筑亭障,拒绝在轮台(今新疆轮台)屯田远戍,停止对匈奴的征战;驱逐为他求仙药而劳民伤财的方士,不再迷信神仙;减轻赋税,与民休息,鼓励农民发展生产;同时,任命赵过推行代田法,改进农具,提高粮食产量,缓解百姓的饥荒。
这道“罪己诏”,看似简单,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——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,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,向百姓道歉,并且及时调整政策,停止“折腾”。
要知道,在古代,皇帝是“天子”,是“受命于天”的,从来都是高高在上,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,更不会向百姓道歉。秦始皇到死都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,反而变本加厉,最终导致秦朝灭亡;而汉武帝,敢于放下皇帝的身段,承认自己的错误,及时止损,这正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,也是汉朝能躲过亡秦之祸的最关键原因。
除了下“罪己诏”,汉武帝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——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,为后来的“昭宣中兴”创造了条件。他立年幼的刘弗陵(汉昭帝)为太子,任命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等贤才为辅政大臣,嘱咐他们辅佐太子,推行“休养生息”的政策,善待百姓,恢复国力。
汉武帝去世后,汉昭帝、汉宣帝即位,他们严格按照汉武帝晚年的政策,继续推行“休养生息”,减轻赋税、鼓励生产、安抚流民、平定边患,慢慢恢复了汉朝的国力,让汉朝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,迎来了“昭宣中兴”,继续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。
试想一下,如果汉武帝晚年没有幡然醒悟,没有下“罪己诏”,没有调整政策,而是继续“折腾”下去,那么,汉朝一定会像秦朝一样,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,走向灭亡;如果他没有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,那么,在他去世后,汉朝一定会陷入皇位之争,朝堂动荡,百姓流离失所,最终也会走向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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